在第一个阶段中，同居是独特的社会现象，同居者本身对同居作为道德反叛的之外的其他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也缺乏制度保障；第二个阶段中，同居是为婚姻服务的，亦没有独立的意义；第三个阶段则表明婚姻已经不是建立家庭生活的唯一途径，同居本身就意味着家庭，非传统家庭演化为传统家庭的替代，因而具备独立的立法价值，产生了类似于婚姻的法律效力，但不排除采取诸如形式补正的方式获得与婚姻等同的法律效力；第四个阶段，同居与婚姻完全等同，不仅是功能上的等同，而且是效力上的等同，采取何种生活模式需要根据主体的意愿。在前三个阶段，婚姻仍然是社会生活模式的主体，但是重要性呈递减态势，至第四个阶段，婚姻与同居形成均势。

法律地位的界定

　　只有对某个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才能正确区分其与相似概念的异同，进而确立适合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在中国，由于《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同居现象缺乏一个统一的分类，加之历史上法律对"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的态度曾经经历过几次重大的转变，理论界对非婚同居法律地位的界定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长期以来，有两种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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